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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cf优博2015初评公示,苏俄向中国派出的第一位红色使者,策划了在党史上留下恶名的“上海谈判”,对中国革命有功有过

   2020-01-09 14:06:51   

       

ccf优博2015初评公示,苏俄向中国派出的第一位红色使者,策划了在党史上留下恶名的“上海谈判”,对中国革命有功有过

ccf优博2015初评公示, 文/孙国林

维经斯基(1893—1953),亦译作威金斯基,全名格里高利·纳乌莫维奇·维经斯基,又名查尔欣,中国名字伍廷康,笔名魏琴。生于俄国一个林业职员家庭,当过印刷工。1913年去美国谋生,加入美国社会党。1918年回到苏俄,加入俄共(布)。国内战争时期,从事地下工作,后被捕流放。1920年1月,在俄共(布)远东局海参崴处工作,4月,被俄共派遣来华工作。1921年春回国后任远东局秘书(负责人)。此后,1923年、1924年、1926年又三次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在华工作,是来华次数最多的人。1927年回国后,他离开共产国际,担任全俄农业合作社中央园艺部副主席。1929年后,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。1935年夏,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。1953年病逝。生前写了许多研究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问题的论著。

首次来华,帮助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

五四运动后,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十分活跃,新思想在与封建文化的斗争中节节胜利,苏俄十月革命的消息和社会主义学说,在中国迅速传播。

但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并不很清楚。于是,派人来华了解中国思想和政治动向,试探与中国的进步组织建立联系,帮助他们建立共产党。起初,这些工作由俄共中央的西伯利亚局(远东局)远东民族事务处(1919年夏在海参崴设立)代管。1920年春之前,由于苏俄国内战事频繁,俄共代表同中国革命者的联系时断时续,内战平息后才逐步正常起来。1920年4月,经共产国际批准,俄共派海参崴处27岁的维经斯基,率其妻库兹涅佐娃、秘书马迈耶夫和翻译杨明斋(祖籍山东,俄籍华人,俄共党员,海参崴华侨联合会负责人)来华。他们的任务是了解中国社会政治情况,与中国进步组织取得联系,以及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。

◆维经斯基的共产国际登记表。

在北京,维经斯基通过两个在北大教俄语的俄国教师,与李大钊等革命人士取得了联系,并举行了多次座谈。维经斯基向他们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情况及对外政策,这使李大钊等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。他还同李大钊等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办公室,讨论了建党问题,双方都认为这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。李大钊还建议并介绍维经斯基去上海与陈独秀会见,讨论建党问题。

维经斯基欣然同意,携工作组成员及翻译杨明斋一行4人去上海。由李大钊介绍,他们途经济南时做了短暂停留,会见了那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济南学生运动骨干王尽美(济南省立一师学生)、邓恩铭、王翔千(济南省立一中学生)等人,向他们介绍了马克思主义。5月初,他们到达上海后,首先会见了陈独秀。陈独秀又介绍他们与戴季陶、李汉俊、沈玄庐、张东荪等人进行座谈。不久,张东荪和戴季陶因不赞同维经斯基的观点而退出座谈。此间,维经斯基还与上海学生联合会正副议长狄侃、程天放及东吴大学学生代表何世祯等人进行过座谈,也因观点差距太大,没有收到成效。在交谈中,维经斯基向他们讲述了十月革命成功的意义和俄国社会新貌,谈了关于中国社会改造的意见,还介绍了共产国际和俄共的情况。

经过多次交谈,维经斯基和陈独秀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,都认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,应该尽快组建共产党。

1920年7月,在维经斯基帮助下,陈独秀在上海《新青年》编辑部创建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。参加者有陈独秀、李汉俊、李达、陈望道、沈玄庐、俞秀松、施存统、邵力子、周佛海(不久回日本)、陈公培(不久赴欧洲)、杨明斋、袁振英等人。会上讨论拟定出了具有党纲党章内容的文件,推选陈独秀为书记。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,担负起与各地共产主义者联系,筹备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。

◆陈独秀创办的《新青年》。

为了将来输送中国干部赴苏俄学习,维经斯基于同年秋,在上海创办了由杨明斋任校长、俞秀松任秘书的外国语学社。维经斯基夫妇教俄语,李达教日语,李汉俊教法语,李震瀛教英语。学生多时达五六十人,其中有刘少奇、罗亦农、彭述之、柯庆施、李启汉、任弼时、萧劲光、汪寿华、王一飞等。他们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。在维经斯基指导下,杨明斋还在上海设立了由党组织领导的华俄通讯社,报道翻译了关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许多消息;同时将中国的重要消息用俄文发往莫斯科。它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、推动建党工作起了积极作用。

1920年7月19日,维经斯基帮助陈独秀在上海召开了建党积极分子会议,陈独秀、李汉俊等坚决主张加紧工作,建立共产党。9月,上海党组织召开会议,讨论在全国建立共产党问题。会后,上海党组织做了许多工作,帮助各地建立党的早期组织,成了中共的发起组织和全国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,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。10月,李大钊在维经斯基工作组成员马迈耶夫的帮助下,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。至1921年春,继上海、北京、广州之后,在济南、长沙、武汉等工人比较集中、马克思主义传播较好的城市,都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。

◆1921年,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人员合影(左二为维经斯基)。

1920年夏秋开始酝酿召开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,正式成立共产党。1921年2月,陈独秀在广州起草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党章转往上海。在维经斯基帮助下,1921年3月,在上海召开了有各地党的早期组织代表参加的会议,讨论这个党章。会后发表共同声明,阐明了中共的奋斗目标、纲领和工作原则,对于党与工会、共青团、军队和文化团体的关系,也作了说明。这次重要会议,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作了准备。

1921年春,维经斯基奉调回国,担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秘书。他在中国一年间的工作热情与谦和作风,给中国同志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。他路过北京时,与李大钊、张国焘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,进行过几次座谈,涉及共产党员的基本理念、党的组织原则、共产国际以及俄国革命等方面的问题。维经斯基还建议李大钊,应将各地的共产主义者迅速组织起来,建立统一的共产党,然后加入共产国际。

1923年11月,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再度来华,接替马林担任第二任驻中共代表,其使命是作张国焘的工作,劝说他支持国共合作。

11月中旬,维经斯基抵达北京后约见了张国焘,在俄华通讯社北京分社社长斯列帕克家里进行会谈。他针对张国焘不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,实行“党内合作”的思想,反复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和劝说。他说,共产国际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,不是遇事听命于国民党,或成为国民党的左翼,而是要支持和团结国民党内的左派,反对国民党中的不革命分子,推进国民革命,实现党的目标。

维经斯基之所以首先谈这个问题,是因为他的前任马林提出的,且经共产国际批准的国共两党实行“党内合作”的方针,在中共中央内部遇到以张国焘为代表的一些人的抵制,在1922年8月的中共西湖特别会议上,张国焘的态度尤其激烈。张国焘不愿意同国民党合作的观点,在1923年6月间召开的中共三大上受到批评,并因此丢掉了中央执行委员的职务。

之后他离沪回京,任全国铁路总工会总干事。但他毕竟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,在党内有一定的影响,打通他的思想,对于促成党内接受国共两党实行“党内合作”的方针,是有重要作用的。

◆维经斯基

共产国际之所以派维经斯基来华,有两个原因。一是马林的“党内合作”方针受阻,特别是受到张国焘的强烈反对,多次发生当面争吵,关系很紧张。如果马林再在中国工作下去会遇到许多困难,需要换人;二是维经斯基1920年—1921年春在华帮助筹建中共时,与张国焘有许多接触,关系融洽,互有好感,算是老朋友。而且,1923年10月24日,维经斯基还以好友的身份和语气,从海参崴写了一封长信,劝他转变态度,支持国共实行“党内合作”。张国焘心怀感激地回了信。所以,在马林工作受阻时,共产国际便派维经斯基再次来华,以他当年在华工作的威望,推动国共合作。

维经斯基与张国焘谈话后,张表示同意维的意见,赞成国共合作,但表示对一些问题尚需再加考虑。1923年11月下旬,维经斯基抵达上海会见陈独秀,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,特别是“党内合作”的意见,做陈独秀的工作。因为陈对“党内合作”也有不少疑虑,曾表示过反对这种合作方式。经过多次交谈劝说,陈独秀接受了维经斯基的观点,愿意积极推进国共合作。于是11月24日至25日,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召开,决定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,共产党员、社会主义青年团员“一并加入”。维经斯基参加大会,并宣讲国共合作思想和意义。

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,维经斯基圆满完成了任务,于12月下旬回苏联。1924年1月4日,留在中国的鲍罗廷写信向维经斯基报告说,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已经开始,国共合作形势良好。

1924年1月20日至30日,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,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、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,确定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,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。维经斯基在远东局闻知,异常高兴。他的第二次不足一个月的中国之行,终有成果。

1924年春,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代表,第三次来中国工作。5月10日至15日,他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,指导大会对许多问题作出正确决议,如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,正确处理同国民党左、右两派关系等,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。

在维经斯基帮助下,12月7日,中共中央在北京成立了中央北方区委,专门负责华北和东北地区党的工作,李大钊任书记,谭平山任副书记。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成立的中央派出机构。维经斯基是一个组织观念很强的人,他12月19日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,对此事专门作了报告。他说,这个局成立后工作完成得不错。

1924年末,在中国革命、国共合作等具体问题上,出现了鲍罗廷、瞿秋白为一方,与陈独秀、蔡和森为另一方之间的激烈争论。维经斯基对于这一冲突的解决,起到了重要的调解作用。

1925年1月11日至22日,维经斯基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。他在第一天的会议上,作了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》的报告,介绍各国共运经验,并对中国党的工作提出意见,寄予厚望。他的报告激情洋溢,气势磅礴,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。维经斯基还对大会进行了指导,帮助会议在加强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,以及宣传、组织和群众工作等方面,都作出了正确决议。但会议忽视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。

2月,维经斯基写成《中国革命的趋势与国民党》一文,全面表达他对当时国共合作中许多问题的看法。他主张中共应该向国民党左派作某些让步,联合国民党左派,通过掌握工人、农民以及知识分子,孤立右派,最终使右派从国民党中分裂出去。这样,就可以使国民党的纲领和政策左倾,实现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。为了实现这一幻想出来的蓝图,维经斯基还主张,共产党人应该放弃在国民党决策机构中的职位,以换取国民党内左派同右派斗争的策略。

◆上海苏联领事馆旧址。

1925年夏,戴季陶连续出版小册子,公然反共。11月23日,国民党右派张继等人在北京西山开会,大肆进行反共和分裂统一战线的活动。周恩来、陈延年等主张对西山会议派进行反击,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却反对这样做。他以维护统一战线为由,极力主张向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右派让步,以挽救革命。12月23日晚,维经斯基在上海邀请国民党右派分子孙科、邵元冲、叶楚伧,到上海苏联领事馆会谈,表示团结友善愿望。第二天,又在维经斯基促动下,陈独秀、瞿秋白、张国焘作为中共代表,同孙科、叶楚伧、邵元冲在上海进行国共关系谈判,达成包含妥协内容的7项协议。这就是在党史上留下恶名的“上海谈判”。

12月,维经斯基登船回国前还找陈独秀、张国焘、瞿秋白谈话,要他们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,作出让步。结果,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36名执委时,共产党只占了7名,蒋介石、胡汉民、孙科等右派分子则当选;在12名中央监察委员中,共产党员只占了1名,而且连被开除党籍的反共先锋戴季陶,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。这就为蒋介石夺取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造成了有利条件。

1926年初,维经斯基奉调回国。但他依然关注中国革命,发表意见。5月6日,他发表了《中国形势和帝国主义者的计划》,再次否认蒋介石3月20日制造的中山舰事件的反革命政变性质。5月底,莫斯科得知国民党5月15日至22日的二届二中全会,通过限制和打击中共的《整理党务案》的消息,联共(布)中央开会讨论事态的发展。维经斯基向会议提出三点建议:设法与国民党讨论职务分工的可能性;身份已经公开的共产党员可以从国民党一切机构中撤出来;现在还不是两党分离的时候。这些建议为会议采纳,要求中共委曲留在国民党内,维护名存实亡的统一战线。

1925年5月,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,应当设立共产国际远东局,以便领导中、朝、日国家的党和革命。当时,斯大林未置可否。(共产国际曾在俄国的伊尔库茨克和海参崴设立过远东局,1922年2月撤销。)一年后的3月中山舰事件后,斯大林才表示可以在上海设立远东局。共产国际责成熟悉中国情况的维经斯基牵头筹备。

1926年5月,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《整理党务案》,迫使共产党人全部退出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级职务,蒋介石垄断了党、政、军、财大权。在这云谲波诡的时刻,共产国际又派维经斯基于6月来华,一则在上海设立远东局,一则纠正中共党内因对蒋义愤而日渐明显的退出国民党倾向,指导中共中央的工作。

◆维经斯基在上海居住过的地方。

6月18日,远东局正式在上海设立,由俄共代表团4人和中朝日三国各推荐的一名共产党干部组成,维经斯基任主席。中共参与其工作的代表是陈独秀,副代表是彭述之和瞿秋白。6月19日,俄共驻华代表团决定,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,进入中共中央,参加日常工作。另一位俄共人员拉菲斯参加中共刊物《向导》(1922·9—1927·7·18)的编辑工作。

7月12日,根据维经斯基的提议,中共中央召开四届三次执委扩大会议,讨论是否退出国民党问题,会上发生激烈争论。陈独秀、彭述之主张退出;瞿秋白及多数代表主张留在国民党内。最后,会议接受了维经斯基代表共产国际提出的“应当留在国民党内”的意见。会后,维经斯基和陈独秀把主要精力放在维持已经变质的统一战线方面,处处对蒋介石让步。

7月28日,远东局组成以维经斯基为团长的三人调查团。为配合这次行动,由瞿秋白、张国焘组成中共中央考察团,一起赴广州调查国民政府高等顾问鲍罗廷在“三二0事件”后对蒋实行的“左”倾政策及国共关系,以制定新的对策。这两个团与鲍罗廷、中共广东区委的陈延年、周恩来举行了多次联席会议,9月上旬回到上海。最后,维经斯基形成了共产党过于“抛头露面”导致“三二0事件”的错误结论,主张对蒋实行妥协退让政策。9月21日,中共中央与维经斯基举行联席会,讨论目前形势,决定对蒋介石迁就退让。维经斯基认为,广州的同志对蒋犯了严重的政策错误。9月22日,他向共产国际作了报告,建议撤回鲍罗廷(鲍不久也转向右倾)。11月,维经斯基的意见被否决,共产国际反而重用并确定鲍罗廷为驻华的主要政治代表。12月之后,在远东局工作的苏共人员不断写信回国,批评维经斯基在领导方法和作风上的一些错误,并认为他应对中共的机会主义负责。维经斯基遭到多数人的反对。他多次给莫斯科写信,要求允许他在中共五大之后回国汇报工作。

◆鲍罗廷

12月13日,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,维经斯基和鲍罗廷均出席,中心议题是关于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。结果会议集中了过去党内存在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错误,并发展成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。对此,维、鲍完全同意。

1927年2月22日,蒋介石为了掩盖其反共本质,主动邀请维经斯基赴九江面谈。他对维经斯基说,他与武汉之间没有任何冲突,只是与鲍罗廷之间有冲突,是鲍造成南昌与武汉两个政府的对立。他相信这不是共产国际的方针。23日晨,蒋介石又问维经斯基,共产国际对目前中国问题的方针是什么?声明他反对鲍并不是反对共产国际。然后又提出放弃定都南昌意见而迁都武汉的条件:赶走鲍罗廷,党内严格纪律。因为鲍曾坚决主张迁都武汉,阻止了蒋迁都南昌闹分裂的企图,蒋对此极为恼恨。这次“蒋维会见”,引起共产国际和中共一部分人的批评。

1927年3月,维经斯基从上海至武汉,与鲍罗廷商谈对付蒋介石的政策。鲍主张联合唐生智反蒋,维希望革命阵营不要分化太快。为此,他由武汉去南昌,企图与蒋介石再次会谈,寻求妥协。但蒋介石已决心反共,维经斯基徒劳而返。

4月2日,共产国际新任命的驻中共代表团团长(亦称首席代表)罗易抵达武汉,此后维经斯基作为代表团成员仍在中国工作。4月4日,他出席了中共中央执委、湖北区委和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的联席会议,讨论召开中共中央全会、中共五大及全国国民会议等问题。4月9日,新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与维经斯基,在汉口宣布远东局解散。这显然是共产国际的决定。此后,维经斯基只能听从罗易的指挥而工作了。4月10日,在上述联席会议上,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特务委员会,由陈延年、李立三、维经斯基和在上海的周恩来、赵世炎组成,陈为临时书记。会议要求他们立即赴上海,以应对蒋介石可能在沪发动反革命事件。但还未及开展工作,蒋介石就在上海制造了“四一二政变”。

4月13日至16日,中共四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,维经斯基出席会议,参与讨论了中央向五大提交的政治组织报告及职工运动、农民土地问题等文件。会中,罗易与鲍罗廷就北伐与土地革命的先后问题发生激烈争论。维经斯基默不作声,以避代表团内部矛盾加剧。4月16日,维经斯基在上海出席中央特委与上海区委特委联席会议,检讨前段斗争方针错误。4月22日,即四一二政变发生10天后,共产国际代表团才在汉口发表宣言,谴责蒋介石是中华民族的叛徒、帝国主义的工具,表现出奇的迟钝和软弱。

4月27日,中共五大在汉口召开,维经斯基等共产国际代表出席。会议的中心内容是总结蒋介石叛变后党进行斗争的经验教训,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方针和任务。在会上,维经斯基发言谈了两个问题,一是为他去九江会见蒋介石作辩解;二是讲土地问题,但没讲出什么明确意见。他依然同意要“维护”统一战线。

7月12日,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,中共中央改组。不久,维经斯基奉调离开中国,结束了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使命。他是唯一一个有自我批评精神的共产国际代表。经过几年的反思,后来他在《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5—1927年革命中的错误问题》一文中,检查了自己在中国大革命时期各个阶段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,明确承认自己对中共所犯的错误要承担比中共领导更大的责任。但他只检讨自己,不敢说明这些错误的根子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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